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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显而易见,对于高考的任何改革,不同的认识、目的、态度都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做法,其效果不仅事关广大考生的利益、政府的执政水平,更关系到我国的政策、法律及制度建设的权威性和可行性,关系到民众对改革的信任与支持。少数人之所以敢继续铤而走险,既说明他们缺少对国家政策法律的起码尊重,也说明现行的高考制度还不完善,惩戒不明,还有空子可钻。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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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华娱乐  面对现实中出现的反面案例,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从中获得教益与启发,而不是简单地质疑高考改革的初衷,惧怕改革的风险。同时,也应深刻反思,对改革的推进给予更多有力的支持。要意识到像高考改革这样牵涉部门多、涉及面广、情况复杂、环节较多的问题,仅有思想方面的理顺逻辑、目标方面的简单说明、规范方面的笼统规定,是远远不行的。因为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,任何环节上出现的问题,都可能导致整个改革效果大打折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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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华娱乐 比如,高考加分将涉及教育、体育、科技、民政等相关部门,需要有准确的说明作为依据,还需监管、监察等机构给予保障。设计或执行不力,很容易出现问题或漏洞。为此,推进这一改革尝试的过程,一定也是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的过程。在改革过程中涉及的每个环节及其对应机构,都应该明确责任、规范管理,不给试图牟利者以可乘之机。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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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而言,要通过出台《考试法》或相关的立法,严格规范各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和权利,使试图违法者望而却步,同时细化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要求。如在各相关部门与社会之间,建立信息公开、联络通畅、查验方便、问责明确、惩处严厉的具体岗位职责,并通过政府传媒向全社会承诺,以便于改革的方方面面落实到位,从根本上增强全社会对改革的信任和支持。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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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规范高考加分的外部关系,对于高考加分的具体落实者,如高中、大学和各地的高招机构,更应加强法制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,将各类隐患遏制在萌发之前。在所有相关的制度建设中,信息的公开与社会的监督是最关键的,加强相关的通道建设,使之顺畅、有效势在必行。目前,从部分地区的积极尝试中,已看到希望和效果,这说明只要真正意识到高考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价值,切实从积极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入手,就可以为各种改革尝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,使改革接近既定的目标。(程方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)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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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驱使作假现象屡禁不绝   15年前,我就见过高考“体育特长生”加分作假的现象。当时有一批学生通过“无线电测向”比赛获得加分资格,其中一位由于该项目成绩“特别优异”而获得“高水平运动员”的资格,竟加了50分,被名校录取。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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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诡的是,这名学生平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与能力。对此,有教师和学生提出质疑,但据说该学生家长是当地教育部门“有头有脸的人物”,而且“手续完备”,最后不了了之。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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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再看日前辽宁省本溪市高中和河南省漯河市高中“体优生”被查出作假的事件,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高考加分作假看起来是个别学生目无法纪,违规操作,实则有着很成熟的运作手段,甚至很多考生就是这样一路走来。如果认真调查,还会发现作假加分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“钱、权”的影子,远非一般人能做到。有些学生的家庭本身就有体委、教育等政府部门的背景。      

远华娱乐 而之所以频现高考加分舞弊事件,主因还是利益的强烈驱动,极大地增加了上大学和上好大学的几率。一旦被查,处罚力度也不高,于是“前仆后继”,作假者络绎不绝。因为按现行的处理做法,对于高考作弊的考生,一旦发现只是取消当年的考试资格;对于被替考的考生,被发现的代价是三年内不得参加高考;至于纵容作弊的监考老师和参与作弊的考生家长,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。高考舞弊和高考加分作假的成本如此之低,导致一些考生及其家长甘愿触碰底线,违规事件屡禁不绝。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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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华娱乐 需要看清的是,高考考生一般已满18岁,完全具有自主行为能力,其选择作弊作假或者带着作弊通讯工具走进考场,是违法犯罪行为,而不是简单的“犯错”,是应负刑事责任的。对雇请替考者,比较合理的处理办法是永远剥夺高考资格;在校大学生参与替考,应一律开除学籍,并负相应的刑事责任。对组织与参与作弊的学生家长和教师,也应一律追究刑事责任,严惩不贷。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高考加分作假,对于那些放任违规违法行为的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,也要追究责任。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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